一家长期为中国缴纳大量税收、付出巨额薪酬并支撑产业链的制造企业，其创始人却在舆论场上被持续指责。这家公司自2011年以来累计实缴税款约55亿元，分年度呈现上升趋势：2011–2016年每年约0.7–0.8亿元，2017–2020年每年约1–2.5亿元，2021年以后每年上升至7–10亿元。与之相对应的是工资支出同样显著增长，自2011年以来累计支付给员工的薪酬约75亿元。到2025年，公司在册员工超过1.06万人，绝大多数为中国本地员工，这些薪酬直接支撑了上万个家庭的生计。

除了直接的税收和就业贡献，该企业在产业端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中国在全球锂电隔膜市场上占比达91.5%，而该公司承担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是多家头部车企的重要供应商，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供了关键的上游支撑。按常理，这种对经济与产业均有实质性正向作用的企业，其创始人应当获得广泛认可与尊重。

但自2018年前后起，舆论的焦点并非放在这些具体贡献上，而集中在企业创始人李晓明及其家族的居住身份上。公开披露显示，李晓明家族中6名成员中有5人为美国国籍、1人为美国永久居民，主居波士顿。因此，有声音将其描述为“护照在美国、提款机在中国”，对其道德层面提出长期批评、指责乃至谩骂。

这一批评所指向的商业模式确有事实依据，但这一单点批判并未解释为何对待外资企业时并无同等道德审视。按照官方的统计，外资企业在中国工业增加值、税收、就业与进出口中占有重要份额：为四分之一的工业增加值、七分之一的税收、提供了上千万个岗位，并支撑了三分之一的进出口贸易。官方资料通常不以“外资从中国赚取利润并汇出”为批判点，社会舆论也少以此为由群起攻击外资企业。

更广泛的制度与历史经验显示，允许资本和人才跨境流动是推动改革开放及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无论是国内资本向外配置，还是外资进入中国市场，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都与此密切相关。法律已经为企业家能否移民、能否在海外使用其财富划定了边界：只要企业遵守税法和证券法，诚实经营、创造就业、推动产业升级，那么企业主的收入就是合法合理的私有收益，其如何处置个人财富不应成为被道德化攻击的理由。

道德评价可以存在，但不应成为打击和污名化的武器。真正应被检视的，是企业是否依法纳税、是否带动就业、是否为产业与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提供了实在贡献。回归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判断标准——看一切工作的得失是否利于生产力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提升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仍是评价企业和资本最有分量的尺度。

当前时代资本、人才的跨国流动已成常态；一方面本土企业家选择海外身份，另一方面大量海外人才也选择来华创业与投资，这些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国持续发展的动力。与其以国籍或居住地作为道德审判的标尺，不如聚焦谁真正给社会带来了损害、谁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价值。面对类似争议，社会更应回到：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评判企业与企业家，而非以片面的道德批判来否定他们对经济与产业的贡献。